经,常道也。其在于天,谓之命;其赋于人,谓之性。其主于身,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。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
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,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,一也,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
是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,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「乐」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,忧后世,而述六经也,由之富家者支父祖,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,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,吾心之记籍也,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,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,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为窭人丐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: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!」何以异于是?
呜呼!六经之学,其不明于世,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,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竞诡辩,饰奸心盗行,逐世垄断,而犹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若是者,是并其所谓记籍者,而割裂弃毁之矣,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?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冈,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,既敷政于民,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,将进之以圣贤之道,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,又为尊经阁于其后,曰:「经正则庶民兴;庶民兴,斯无邪慝矣。」阁成,请予一言,以谂多士,予既不获辞,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!世之学者,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,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经,常道也。其在于天,谓之命;其赋于人,谓之性。其主于身,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。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
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,它在天称为“命”,秉赋于人称为“性”,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“心”。心、性、命,是一个东西。它沟通人与物,遍及四海,充塞天地之间,贯通往古来今,无处不存,无处不是同样,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,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。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,便是恻隐之心,羞恶之心,谦让之心,是非之心;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,便是父子之亲,君臣之义,夫妇之别,兄弟之序,朋友之信。因此恻隐心、羞恶心、谦让心、是非心,也就是亲、义、序、别、信,是同样一件东西;都是心、性、命。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,普及四海,充塞天地,贯穿古今,无处不存,无处不相同,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,即永恒不变之道。
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,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,一也,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
这永恒不变之道,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,便称它为《易》;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,便称它为《书》;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,便称它为《诗》;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,便称它为《礼》;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,便称它为《乐》;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,便称它为《春秋》。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,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,同样是一个东西;都是心、性、命。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,普及四海,充塞天地,贯穿古今,无处不存,无处不相同,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,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。六经不是别的,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。
是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,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「乐」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因此《易》这部经,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:《书》这部经,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;《诗》这部经,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;《礼》这部经,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;《乐》这部经,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;《春秋》这部经,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。君子的对待六经,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,这才是尊重《易》;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,这才是尊重《书》;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,这才是尊重《诗》;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,这才是尊重《礼》;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,这才是尊重《乐》;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,这才是尊重《春秋》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,忧后世,而述六经也,由之富家者支父祖,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,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,吾心之记籍也,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,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,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为窭人丐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: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!」何以异于是?
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、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,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,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,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,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,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,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,以避免贫困的祸患。所以六经,是我们内心的账本,而六经的实际内容,则具备在我们内心,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,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,都存在家里。那账本,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。而世上学六经的人,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,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,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,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,这正像富家的子孙,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,一天天遗忘散失,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,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,说道:“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!”同这有什么两样?
呜呼!六经之学,其不明于世,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,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竞诡辩,饰奸心盗行,逐世垄断,而犹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若是者,是并其所谓记籍者,而割裂弃毁之矣,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?
唉!六经之学,它的不显扬于人世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。重视功利,崇奉谬论,这叫做淆乱经义;学一点文字训诂,教授章句背诵,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,以掩蔽天下的耳目,这叫做侮慢经文;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,逞诡辩以取胜,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,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,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,这叫做残害经书。像这样一些人,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,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!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冈,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,既敷政于民,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,将进之以圣贤之道,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,又为尊经阁于其后,曰:「经正则庶民兴;庶民兴,斯无邪慝矣。」阁成,请予一言,以谂多士,予既不获辞,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!世之学者,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,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岗,荒废已久了。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,在治理民政之暇,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,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,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,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,说道:“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,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。”尊经阁落成,邀我写一篇文章,以晓喻广大的士子,我既推辞不掉,便为他写了这篇记。唉!世上的读书人,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,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。
经,常道也。其在于天,谓之命;其赋于人,谓之性。其主于身,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。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
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,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,一也,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
是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,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「乐」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,忧后世,而述六经也,由之富家者支父祖,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,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,吾心之记籍也,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,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,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为窭人丐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: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!」何以异于是?
呜呼!六经之学,其不明于世,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,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竞诡辩,饰奸心盗行,逐世垄断,而犹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若是者,是并其所谓记籍者,而割裂弃毁之矣,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?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冈,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,既敷政于民,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,将进之以圣贤之道,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,又为尊经阁于其后,曰:「经正则庶民兴;庶民兴,斯无邪慝矣。」阁成,请予一言,以谂多士,予既不获辞,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!世之学者,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,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本文名为尊经阁作记,实际上只有结尾一段,用极为概括的语言涉及这个阁的有关方面,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,即“心外无物”的世界观,可以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。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评论:“阳明先生一生训人,以良知良能,根究心性,于此记略,已具备矣。”可以说,本文是浓缩了的阳明学说的全貌。
论证层层深入,正反论据互见,是全文的一大特点。文章先从六经的不同表现形式谈起,继而结合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说明了六经是“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”的“常道”,它作用于人生的整体,是我们无法回避的。接着,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六经的核心内容、学习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。而后又对那些舍本逐末的“世之学者”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斥责。直到结尾时,即便是介绍写作本文的缘由,作者也还语重心长地希望“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”。首尾贯通一气,中心非常明确。
在行文上,全文多用排比句,而且是同一句式多次出现。如第二、三、四段的开头都是这几句话:“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”,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重复,实际上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。同时,这种手法在结构上还起到了加固作用,把这几个段落牢牢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。此外,在比喻的运用上,在用词的灵活多变上,都显现出作者一定的功底。
一别家山音信杳,百种相思,肠断何时了。燕子不来花又老,一春瘦的腰儿小。
自从离别家乡音信无踪,千百种相思,令人断肠伤情。燕子不飞来花又凋零,一春瘦得衣带宽松。
薄幸郎君何日到,想自当初,莫要相逢好。好梦欲成还又觉,绿窗但觉莺啼晓。
负心的郎君何日回程,回想起当初,不如不相逢。刚要做成好梦又被惊醒,纱窗外传来莺啼声声。
一别家山音信杳,百种相思,肠断何时了。燕子不来花又老,一春瘦的腰儿小。
薄(bó)幸郎君何日到,想自当初,莫要相逢好。好梦欲成还又觉,绿窗但觉莺(yīng)啼晓。
薄幸:薄情、负心。觉:睡醒。绿窗:绿纱窗。
这首词是《水浒传》第八十一回《燕青月夜遇道君,戴宗定计出乐和》中,浪子燕青在李师师处为宋徽宗皇帝所唱的一词作。
这首词的上片五句,描述的是一位远离家乡,天涯飘泊、沦落风尘的女子。她自从离开家以后,便从此与家里的亲戚友人断了联系,这种种的相思涌上心头令人伤心肠断。因为春天逝去而伤感,看见花而凋谢不禁落泪。又过了一个春天,她越发的显得憔悴瘦损了。
词下片五句,同样也是描述了一位女子。她所遇到的又是一个负心的郎君,轻易地就将她抛弃,给她留下的是无穷、无尽的悔恨,后悔当初不该与他相识相爱。“好梦欲成还又觉,绿窗但觉莺啼晓”,结句曲折含蓄,余韵悠长。
王冕者,诸暨人。七八岁时,父命牧牛陇上,窃入学舍,听诸生诵书;听已,辄默记。暮归,忘其牛。或牵牛来责蹊田者。父怒,挞之,已而复如初。母曰:“儿痴如此,曷不听其所为?”冕因去,依僧寺以居。夜潜出,坐佛膝上,执策映长明灯读之,琅琅达旦。佛像多土偶,狞恶可怖;冕小儿,恬若不见。
安阳韩性闻而异之,录为弟子,学遂为通儒。 性卒,门人事冕如事性。时冕父已卒,即迎母入越城就养。久之,母思还故里,冕买白牛驾母车,自被古冠服随车后。乡里儿竞遮道讪笑,冕亦笑。选自《元史·王冕传》
王冕者,诸暨人。七八岁时,父命牧牛陇上,窃入学舍,听诸生诵书;听已,辄默记。暮归,忘其牛。或牵牛来责蹊田者。父怒,挞之,已而复如初。母曰:“儿痴如此,曷不听其所为?”冕因去,依僧寺以居。夜潜出,坐佛膝上,执策映长明灯读之,琅琅达旦。佛像多土偶,狞恶可怖;冕小儿,恬若不见。
王冕是诸暨县人。七八岁时,父亲叫他在田地上放牛,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。听完以后,总是默默地记住。傍晚回家,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,有人牵着牛来责骂他们家的牛践踏田地,踩坏了庄稼。王冕的父亲大怒,打了王冕一顿。事情过后,他仍是这样。他的母亲说:“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,何不由着他呢?”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,寄住在寺庙里。一到夜里,他就暗暗地走出来,坐在佛像的膝盖上,手里拿着书就借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,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。佛像大多是泥塑的,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,令人害怕。王冕虽是小孩,却神色安然,好像没有看见似的。
安阳韩性闻而异之,录为弟子,学遂为通儒。性卒,门人事冕如事性。时冕父已卒,即迎母入越城就养。久之,母思还故里,冕买白牛驾母车,自被古冠服随车后。乡里儿竞遮道讪笑,冕亦笑。选自《元史·王冕传》
安阳的韩性听说以后对此感到很惊讶,收他做弟子,后来他成了大学问家。韩性死后,他的门人像侍奉韩性一样的侍奉王冕。那时王冕的父亲已死,王冕便将母亲带入越城供养。时间久了,母亲想念故乡,王冕就买了头白牛驾着母亲,自己穿戴着古式的帽子衣服跟随在车子后面,乡里的小孩都聚集在道两旁笑,王冕也笑。
王冕(miǎn)者,诸暨(jì)人。七八岁时,父命牧牛陇(lǒng)上,窃入学舍,听诸生诵书;听已,辄(zhé)默记。暮归,忘其牛。或牵牛来责蹊(xī)田者。父怒,挞(tà)之,已而复如初。母曰:“儿痴如此,曷(hé)不听其所为?”冕因去,依僧寺以居。夜潜出,坐佛膝上,执策映长明灯读之,琅(láng)琅达旦。佛像多土偶,狞恶可怖;冕小儿,恬若不见。
牧:放牧。陇:田埂。窃:偷偷地,暗中。辄:总是(常常)、就。或:有人;有的人。蹊田:践踏田地,指踩坏了庄稼挞:鞭打。曷:通“何”,为什么。去:古义—离开,离去。今义:到......去。潜:暗暗地、悄悄地。执策:拿着书卷。旦:早晨,天亮。狞恶可怖:狰狞凶恶,令人害怕。恬:心神安适。
安阳韩性闻而异之,录为弟子,学遂为通儒。性卒,门人事冕如事性。时冕父已卒,即迎母入越城就养。久之,母思还故里,冕买白牛驾母车,自被古冠服随车后。乡里儿竞遮道讪笑,冕亦笑。选自《元史·王冕传》
王冕者,诸暨人。七八岁时,父命牧牛陇上,窃入学舍,听诸生诵书;听已,辄默记。暮归,忘其牛。或牵牛来责蹊田者。父怒,挞之,已而复如初。母曰:“儿痴如此,曷不听其所为?”冕因去,依僧寺以居。夜潜出,坐佛膝上,执策映长明灯读之,琅琅达旦。佛像多土偶,狞恶可怖;冕小儿,恬若不见。
安阳韩性闻而异之,录为弟子,学遂为通儒。 性卒,门人事冕如事性。时冕父已卒,即迎母入越城就养。久之,母思还故里,冕买白牛驾母车,自被古冠服随车后。乡里儿竞遮道讪笑,冕亦笑。选自《元史·王冕传》
古代的王冕之所以成为著名的画家、诗人,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冕幼时读书专心致志,好学不倦,并且达到入迷的程度。这种坚定的志向,顽强的学习精神,是他后来成功的基石。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启发,得到启迪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,我们青少年要珍惜青春年华,发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,为将来报效祖国奠定坚实的基础。《易》之《泰》:“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其《否》曰: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,下之情达于上,上下一体,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,上下间隔,虽有国而无国矣,所以为“否”也。
交则泰,不交则否,自古皆然,而不交之弊,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,止于视朝数刻;上下之间,章奏批答相关接,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,亦其地势使然。何也?国家常朝于奉天门,未尝一日废,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,威仪赫奕,御史纠仪,鸿胪举不如法,通政司引奏,上特视之,谢恩见辞,湍湍而退,上何尝治一事,下何尝进一言哉?此无他,地势悬绝,所谓堂上远于万里,虽欲言无由言也。
愚以为欲上下之交,莫若复古内朝之法。盖周之时有三朝:库门之外为正朝,询谋大臣在焉;路门之外为治朝,日视朝在焉;路门之内为内朝,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:“君日出而视朝,退视路寝听政。” 盖视朝而见群臣,所以正上下之分;听政而视路寝,所以通远近之情。汉制: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,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,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,则御焉,盖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极门,其西曰太极殿,朔、望则坐而视朝,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,常日听朝而视事,盖古之内朝也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,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,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,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,试进士则崇政殿。侍从以下,五日一员上殿,谓之轮对,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,亦或赐坐,或免穿靴,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。盖天有三垣,天子象之。正朝,象太极也;外朝,象天市也;内朝,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
国朝圣节、冬至、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,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,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,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,岂非内朝之遗制乎?洪武中如宋濂、刘基,永乐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,日侍左右,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,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,岂有壅隔之患哉?今内朝未复,临御常朝之后,人臣无复进见,三殿高閟,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,壅而不通;天下之弊,由是而积。孝宗晚年,深感有慨于斯,屡召大臣于便殿,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,而民之无禄,不及睹至治之美,天下至今以为恨矣。
惟陛下远法圣祖,近法孝宗,尽铲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,即文华、武英二殿,仿古内朝之意,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,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;诸司有事咨决,上据所见决之,有难决者,与大臣面议之;不时引见群臣,凡谢恩辞见之类,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,和颜色而道之,如此,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身居九重,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,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。如此,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?唐、虞之时,明目达聪,嘉言罔伏,野无遗贤,亦不过是而已。
《易》之《泰》:“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其《否》曰: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,下之情达于上,上下一体,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,上下间隔,虽有国而无国矣,所以为“否”也。
《易经》中的《泰》卦说:“上下交好通气,他们的志意就和同。”那《否》卦说:“上下阴隔,国家就要灭亡。”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,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,上下成为一个整体,所以叫做“泰”。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,不能传到上面;上下之间有隔膜,虽然名义上有国家,裨上却没有国家,所以叫做“否”。
交则泰,不交则否,自古皆然,而不交之弊,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,止于视朝数刻;上下之间,章奏批答相关接,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,亦其地势使然。何也?国家常朝于奉天门,未尝一日废,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,威仪赫奕,御史纠仪,鸿胪举不如法,通政司引奏,上特视之,谢恩见辞,湍湍而退,上何尝治一事,下何尝进一言哉?此无他,地势悬绝,所谓堂上远于万里,虽欲言无由言也。
上下通气就泰,上下阻隔就否,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,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。君臣互相见面,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。上下之间,只不过靠奏章、批答互相关联,用名分、法度彼此维持罢了。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,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。为什么呢?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,没有一天间断,可说是勤于政事了;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,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,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,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,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,皇上只是随意看看,臣子就谢恩拜辞,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。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,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!这没有其他原因,地位权势悬殊,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,虽然想进言,却无从说起啊。
愚以为欲上下之交,莫若复古内朝之法。盖周之时有三朝:库门之外为正朝,询谋大臣在焉;路门之外为治朝,日视朝在焉;路门之内为内朝,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:“君日出而视朝,退视路寝听政。” 盖视朝而见群臣,所以正上下之分;听政而视路寝,所以通远近之情。汉制: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,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,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,则御焉,盖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极门,其西曰太极殿,朔、望则坐而视朝,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,常日听朝而视事,盖古之内朝也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,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,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,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,试进士则崇政殿。侍从以下,五日一员上殿,谓之轮对,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,亦或赐坐,或免穿靴,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。盖天有三垣,天子象之。正朝,象太极也;外朝,象天市也;内朝,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
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,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。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:库门的外面是正朝,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;路门的外面是治朝,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;路门的里面是内朝,也叫燕朝。《礼记·玉藻》上说:“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,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。”上朝接见群臣,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;处理政事却到路寝,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。汉朝的制度:大司马,左、右、前、后将军,侍中,散骑,诸吏是中朝;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,是外朝。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,叫承天门,元旦和冬至节,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,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。它的北面叫太极门,它的西面叫太极殿,每月的初一和十五,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,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。再北面叫做两仪殿,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务,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。宋朝时候,平时朝见在文德殿;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,在垂拱殿;元旦、冬至、皇上的生日,祝颂、受贺在大庆殿;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;面试进士在崇政殿。自侍从官以下,每五天由一名官司员上殿,叫做轮班奏对,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政治得失;在内殿引见,也有时赐坐,有时免穿靴子。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。因为上天有三垣,天子就仿效它:正朝,仿效太极;外朝,仿效天市,内朝,仿效紫微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。
国朝圣节、冬至、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,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,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,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,岂非内朝之遗制乎?洪武中如宋濂、刘基,永乐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,日侍左右,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,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,岂有壅隔之患哉?今内朝未复,临御常朝之后,人臣无复进见,三殿高閟,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,壅而不通;天下之弊,由是而积。孝宗晚年,深感有慨于斯,屡召大臣于便殿,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,而民之无禄,不及睹至治之美,天下至今以为恨矣。
本朝皇帝生日、元旦、冬至的大朝会,在奉天殿,便是古代的正朝呢;平日就在奉天门,便是古代的外朝呢;可是单缺内朝。然而并不是缺少,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,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?洪武年间,象宋濂、刘基,永乐以来,象杨士奇、杨荣等,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;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,经常在便殿奏对。在这个时候,哪里有阻隔的忧患呢?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,皇上临驾常朝以后,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;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,很少有人能够看见。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;天下的弊病,因此积累起来。孝宗晚年,在之方面深有感慨。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,谈论天下的事情。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,百姓没有福气,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。直到现在,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。
惟陛下远法圣祖,近法孝宗,尽铲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,即文华、武英二殿,仿古内朝之意,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,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;诸司有事咨决,上据所见决之,有难决者,与大臣面议之;不时引见群臣,凡谢恩辞见之类,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,和颜色而道之,如此,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身居九重,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,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。如此,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?唐、虞之时,明目达聪,嘉言罔伏,野无遗贤,亦不过是而已。
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,近的学习孝宗,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。常朝以外,就到文华、武英两殿,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: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,进来问一次起居;侍从官司和御史,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咨询;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,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;有不容易决断的,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。不时地引见群臣,凡是谢恩、辞行这类情况,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,皇上虚心地问他,和颜悦色地开导他。象这样,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;皇上虽然深居皇宫,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。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,内朝用来沟通远后的意见。像这样,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?唐尧、虞瞬的时候,耳聪目明,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,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,也不过是这样罢了。
《易》之《泰》:“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其《否》曰: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,下之情达于上,上下一体,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(yōng)阏(è)而不得上闻,上下间隔,虽有国而无国矣,所以为“否”也。
《易》:即《易经》。《泰》: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之一。壅阏:阻塞;阻止。上:指君。下:指臣。意思是说君臣交好通气,就能志同意合。
交则泰,不交则否,自古皆然,而不交之弊,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,止于视朝数刻;上下之间,章奏批答相关接,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,亦其地势使然。何也?国家常朝于奉天门,未尝一日废,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,威仪赫(hè)奕(yì),御史纠仪,鸿胪(lú)举不如法,通政司引奏,上特视之,谢恩见辞,湍(tuān)湍而退,上何尝治一事,下何尝进一言哉?此无他,地势悬绝,所谓堂上远于万里,虽欲言无由言也。
赫奕:显耀盛大的样子。鸿胪:职官名。
愚以为欲上下之交,莫若复古内朝之法。盖周之时有三朝:库门之外为正朝,询谋大臣在焉;路门之外为治朝,日视朝在焉;路门之内为内朝,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:“君日出而视朝,退视路寝听政。” 盖视朝而见群臣,所以正上下之分;听政而视路寝,所以通远近之情。汉制: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,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,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,则御焉,盖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极门,其西曰太极殿,朔、望则坐而视朝,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,常日听朝而视事,盖古之内朝也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,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,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,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,试进士则崇政殿。侍从以下,五日一员上殿,谓之轮对,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,亦或赐坐,或免穿靴,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。盖天有三垣,天子象之。正朝,象太极也;外朝,象天市也;内朝,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
国朝圣节、冬至、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,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,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,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,岂非内朝之遗制乎?洪武中如宋濂(lián)、刘基,永乐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,日侍左右,大臣蹇(jiǎn)义、夏元吉等,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,岂有壅(yōng)隔之患哉?今内朝未复,临御常朝之后,人臣无复进见,三殿高閟(bì),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,壅而不通;天下之弊,由是而积。孝宗晚年,深感有慨于斯,屡(lǚ)召大臣于便殿,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,而民之无禄,不及睹至治之美,天下至今以为恨矣。
宋濂:字景濂,号潜溪。浦江(在现在浙江省义乌县西北)人。元末明初文学家。蹇义:字宜之,初名瑢,明太祖朱元璋赐名“义”,巴县(今重庆市)人,明初六朝重臣。閟:古同“闭”。屡:接连着,不止一次。
惟陛下远法圣祖,近法孝宗,尽铲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,即文华、武英二殿,仿古内朝之意,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,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;诸司有事咨决,上据所见决之,有难决者,与大臣面议之;不时引见群臣,凡谢恩辞见之类,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,和颜色而道之,如此,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身居九重,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,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。如此,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?唐、虞之时,明目达聪,嘉言罔(wǎng)伏,野无遗贤,亦不过是而已。
罔:无,没有。
《易》之《泰》:“上下交而上志同。”上《否》曰: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,下之情达于上,上下一体,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,上下间隔,虽有国而无国矣,所以为“否”也。
交则泰,不交则否,自古皆然,而不交之弊,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,止于视朝数刻;上下之间,章奏批答相关接,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,亦上地势使然。何也?国家常朝于奉天门,未尝一日废,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,威仪赫奕,御史纠仪,鸿胪举不如法,通政司引奏,上特视之,谢恩见辞,湍湍而退,上何尝治一事,下何尝进一言哉?此无他,地势悬绝,所谓堂上远于万里,虽欲言无由言也。
愚以为欲上下之交,莫若复古内朝之法。盖周之时有三朝:库门之外为正朝,询谋大臣在焉;路门之外为治朝,日视朝在焉;路门之内为内朝,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:“君日出而视朝,退视路寝听政。” 盖视朝而见群臣,所以正上下之分;听政而视路寝,所以通远近之情。汉制: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,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,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,则御焉,盖古之外朝也。上北曰太极门,上西曰太极殿,朔、望则坐而视朝,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,常日听朝而视事,盖古之内朝也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,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,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,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,试进士则崇政殿。侍从以下,五日一员上殿,谓之轮对,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,亦或赐坐,或免穿靴,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。盖天有三垣,天子象之。正朝,象太极也;外朝,象天市也;内朝,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
国朝圣节、冬至、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,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,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,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,岂非内朝之遗制乎?洪武中如宋濂、刘基,永乐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,日侍左右,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,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,岂有壅隔之患哉?今内朝未复,临御常朝之后,人臣无复进见,三殿高閟,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,壅而不通;天下之弊,由是而积。孝宗晚年,深感有慨于斯,屡召大臣于便殿,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,而民之无禄,不及睹至治之美,天下至今以为恨矣。
惟陛下远法圣祖,近法孝宗,尽铲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,即文华、武英二殿,仿古内朝之意,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,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;诸司有事咨决,上据所见决之,有难决者,与大臣面议之;不时引见群臣,凡谢恩辞见之类,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,和颜色而道之,如此,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身居九重,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,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。如此,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?唐、虞之时,明目达聪,嘉言罔伏,野无遗贤,亦不过是而已。
明朝到了中叶,武宗朱厚照,昏庸无道,只知淫乐嬉游,不过问政事,的接见群臣,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、谷大用等决定。针对这一情况,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。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,切中时弊。然而,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。武宗以后,皇帝吏加亲信宦官,政治更加腐败,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。
文章引经据史,条理分明,文字朴实无华,但颇有分量。
策勋万里 ,笑书生骨相,有谁相许?壮志平生还自负,羞比纷纷儿女。酒发雄谈,剑增奇气,诗吐惊人语。风云无便,未容黄鹄轻举。
立功边疆,是谁在推许我的面相?我自恃壮志凌云,羞于与胸无大志的碌碌无为之辈相比。(我)酒后又雄健有力的言谈,一把长剑舞出奇异的气度,张口便可吐出令人惊异的诗句。(却因)际遇难逢,不得机会,无法如黄鹤一般轻快地飞翔,一展抱负。
何事匹马尘埃,东西南北,十载犹羁旅?只恐陈登容易笑,负却故园鸡黍。笛里关山,樽前日月,回首空凝伫。吾今未老,不须清泪如雨。
我骑着马儿东西南北漫游各地,十年了仍客寄他乡。只关心家乡的农家饭菜,只怕要被陈登所耻笑。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,而我却沉湎于自家田园之中,回头看去凝神久立,内心极不平静。但是我的年纪尚未老大,也不应太多失望。
参考资料:
1、 邓乔彬.豪放词萃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-9:308-3092、 王步高,邓子勉.元明清词三百首注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0.01:175-177策勋(xūn)万里 ,笑书生骨相,有谁相许?壮志平生还自负,羞比纷纷儿女。酒发雄谈,剑增奇气,诗吐惊人语。风云无便,未容黄鹄(hú)轻举。
策勋万里:立功万里外而记功于策。骨相:骨骼相貌。古人以此推测人的命和性。纷纷:众多。酒雄谈:雄辩的言论。奇气:不平凡的志气。风云无便:言时局不给予施展抱负的机会。风云:局势。黄鹄轻举:谓远走高飞,建立功业。
何事匹马尘埃,东西南北,十载犹羁(jī)旅?只恐陈登容易笑,负却故园鸡黍(shǔ)。笛里关山,樽(zūn)前日月,回首空凝伫。吾今未老,不须清泪如雨。
陈登:三国人,字元龙,多豪气,身处江湖却有救世之意。此处言自己的退世之思怕为陈登笑话。此处反用其意。故园鸡黍:家乡丰盛的饭菜。喻乡人深厚的情谊。关山:泛指各种关隘。
参考资料:
1、 邓乔彬.豪放词萃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-9:308-3092、 王步高,邓子勉.元明清词三百首注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0.01:175-177这首词以赋法述怀,即借用形象的语言去铺写自己的心志怀抱。上阕描写自己的壮志奇才、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。“策勋万里”,抱负不凡;“酒发雄谈,剑增奇气,诗吐惊人浯”,才气超群,但是,终究无人相许,故难以施展抱负,“未容”二字包含了多少愤慨之情,不平之气。下阕紧承“风云无便”二句写自己的遭遇:不仅壮志未酬,抱负成空,而且“匹马尘埃,东西南北犹羁旅。”面对这种现实,作者内心充满了济世与退隐的矛盾,最后两句既是对自己的慰勉,也是对社会的控诉。万里、东西南北,境界辽阔;剑、风云、黄鹤、马,意象雄健;曲折有致,一气流贯,为明词中的佳作。
词的开头三句即从薛相士来访说起。“策勋万里”即立功万里,“策勋”,记功于策。“骨相”,指人的骨骼和形体相貌,古代相命以骨相推算人的命运。“有谁曾许”,指薛相士对他的骨相的称许。从这里不难看出,虽然他在《赠薛相士》诗中,说自己并不相信所谓自己将富贵的话,也无意出仕,但他内心对这相士的话还是颇为相信,并以此自得的。二、三句以一“笑”字领起,颇有几分得意。四、五二句,就透出了这种情绪:“壮志平生还自负,羞比纷纷儿女。”他自信自己平生的志向一定会实现,因而羞与芸芸众男女比肩并列。“酒发雄谈,剑增奇气,诗吐惊人语。”这三句是他狂放不羁、英姿勃发的年轻生活情景的真实写照,显然,他不仅以一诗人自期,更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“风云无便,未容黄鹄轻举”,他把自己不能功成名就归之于未有合适的机遇,“黄鹄”,即天鹅,“轻举”,有轻举妄动之意。高启生活的苏州一带,这时还是张士诚农民起义军活动区域,高启不肯与张士诚政权合作,他看出张士诚政权是个短命的政权。
词的下阕紧扣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不得志的悲哀。“何事”三句,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漂泊动荡生活作了很好的概括:从十六岁起即知名于世,迄今已整整十年,这些年间,他来往于北郭、青丘间,还曾去城中一游。“匹马尘埃”一句写出了词人在尘世间苦苦寻觅报国之路的形象,十年的努力,并未使他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之所。“只恐”二句用三国时许汜与陈登的典故,作者以许汜自比,因为自己关心的只是“故园鸡黍”,故恐为陈登所笑。“笛里关山,樽前日月,回首空凝伫”三句,写自己不平静的心境。这几年,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,而他却沉湎于自家田园之中,故他对这种消沉无所作为的生活状况不甘心,内心并不平静。后结二句,词意微微振起,相信自己年纪尚未老大,不应当过于失望。从这首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,词人政治上是软弱的,他有远大的抱负,却没有足够的胆识,所以当朱元璋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时,他又坚辞不受,而仅以诗人终其一生。
作者在词中,书写了其凌云壮志的理想与匹马羁旅的现实处境,将豪放个性、非凡才能与被迫借酒浇愁、神伤意迷的无聊生活加以对比,以抒发壮志未酬的强烈苦闷。其中如“酒发雄谈,剑增奇气,诗吐惊人语”,一气贯注,而“笛里关山”与“樽前日月”的矛盾,“黄鹄轻举”与“风云无便”的矛盾又在不经意中抒发出来,作者借“命相”说抒发牢骚,因而不能把它当做“词谶”来解读。感叹不遇,却是多哀矜己才;处困思奋,又显其自负自傲;作者的豪放,是慷慨中的“疏狂”。
参考资料:
1、 于非.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(下)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88年10月第1版:313-3142、 萧涤非,刘乃昌.中国文学名篇鉴赏·词赋卷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7年10月:194-1963、 彭国志.豪放词百首:安徽文艺出版社,,2004年01月:187-189